从景观考古视角,看“中心”与“边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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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中国内陆”,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在《古代中国内陆》这本书当中,傅罗文和陈伯桢两位学者却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南部”的广袤区域。为了引起人们对于中心性和边缘性概念的重视,书中非常大胆地对这一片常常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中被忽视的“边陲”地区,使用了“中国内陆”这一词语,为“中心”进行辩护。

  实际上,三峡地区位处多个政治中心,并且对政治中心的内部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而《古代中国内陆》所介绍的正是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峡和长江中游地区。

  这一片广博的区域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地形地貌,海拔范围也从长江中游平原不高于50米开始,到成都平原西部和西北部的山峰、长江三峡北部巫山神农顶超过3000米,这样大的一个海拔范围,气候差异却并不是特别明显,温带亚热带的气候特征促了进这里的常绿阔叶林和相对多样性的动物群。

  然而准确的中国古内陆气候特征已经很难去重构,只能从其他地区得来的资料上进行宏观环境趋势上的笼统描述,这些资料虽弥足珍贵,但仍然零星琐碎且不够准确,所以根据现有证据去评估当地全新世时期气候转变对中国内陆文化发展造成的影响是何其艰难,但毋庸置疑的是,气候变化和波动对人类活动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正如同样在随着时间而悄然发生着转变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

  

  如何理解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角度的使用

  在政治格局方面,《古代中国内陆》中表示认同亚当·T.史密斯的观点,即政治景观是“由环境创造的地理轮廓、建筑形式的美学、空间表现的现象与反映”合并的政治权利群体,对古代社会复合体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各种将个人和制度融合在一起的体制上。

  虽然说是表示认同,但实际运用起来的话,书中的分析较亚当·T.史密斯的做法还是要相对“狭隘”一些,与其说是狭隘,其实更像是一种概念运用上的简化,在这里,政治格局被用来指代权力机构和社会融合的空间分布,对于遗址形态和社会上层人群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区域研究的传统研究重点。

  “文化格局”的使用角度与“政治格局”类似,书中将社会景观的文化方面的探讨,从复杂的文化之间关系的所有方面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讨论,简化为跨区域共享物质文化的空间模式,通过对相似物质文化组合下共同享有的习惯和象征行为的传统的研究,来进行多层次文化景观角度下的探讨。

  政治与文化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总是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共同构成一个宏大格局的关键因素,也是相辅相成的文明见证者,所以《古代中国内陆》正是从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这两个主要层面入手,在为“中心”的辩护中列举了很多有力的证据。

  

  从历史变迁中看两个主要中心

  在《古代中国内陆》对于早期中国内陆景观的研究当中,政治和文化要素在一个整体模式下运作,而这个整体模式则拥有两个主要中心——正是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和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洞庭湖以北地区,书中对这两个中心分别以景观考古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深入发掘,来阐述关于“中心”与“边缘”的看法。

  文化总是会互相影响和渗透的,对于四川来说也是如此,人们对于巴蜀之地的看法总是被“边缘化”的刻板印象所影响,似乎它怎么绕都绕不开李白的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然而,从《古代中国内陆》中读来,蜀地并不该被简单地划分到“完全的边缘地区”,为了证实这个看法,作者将视点集中在历史记载以蜀为中心的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上,从其他区域撰写的历史文献中可以得知,成都平原附近的遗址正是蜀国的政治中心。

  发源于这里的宝墩、芒城、鱼凫等文化遗址中皆发现有围墙的存在,围墙在古城中具有多种功能,除了可以作为保护社区的防御工事,围墙还被用来标记社区之间的界线以及分隔人口等等,这些古城遗址中的城墙提供了关于集体政治活动的证据,也是这段时期已知聚落中最为重要的遗址。

  再往后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聚落遗址,并且,据考古人员发现,聚落规模已经从宝墩文化时期的简单聚落发展到三星堆文化时期有着巨型围墙的大型聚落,由此也可以看出,三星堆是人口密集的社区网络的中心节点和集体劳动的重点区域。

  

  从宝墩到三星堆,再到十二桥,政治格局出现了明显的过渡,这些分布在整个成都平原上的面具巨大的早期遗址,很有可能代表了对于近邻的村子和农庄来说有着同合作用的公共庇护所,成都平原的重要地位也凸显出来。

  对于两个主要中心中的另外一个——长江中游区域来讲,因为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中原,它受到的考古研究关注相对要更高一些,绝非如四川盆地一般被划为“完全的边缘地区”,在西周晚期,这里还是楚国的政权核心地区。

  楚最早开始于商代早期,但这个称谓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指,正如书中所写:

  “一些名为‘楚’的政治实体存在于商代,但我们并不清楚它是否是一个国家,以及它是否再何时开始于长江中游有着地理上的联系。”

  所以研究长江中游与楚之间的联系,成为历史叙述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在那些大部分来自于墓葬的考古资料中可以显示出楚从政治中心区向外扩张的政治与文化强权。同时,长江中游早期的政治发展涉及在重要的资源附近建立政治中心,很多经济活动也是以当地为中心的,使经济格局成为推动其政治核心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

  

  除了对大量遗址文化的考察,书中还以文物为线索,通过挖掘数以万计来自巴蜀楚文物背后的“秘密”,并辅之以50幅精细插图,共同解开中国内陆古文明的密码。

  《古代中国内陆》追溯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时代巴蜀楚地区的文明和历史,在大量遗址和文物被“背后语言”当中探究中国古文明。整本书观点和脉络清晰流畅,为我们对中国内陆地区早期文化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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