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10万,从西汉干到现在,就能买上海这套房

粤商120网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胡万程

发自上海

美剧《欲望都市》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

“看一个男人的权势和地位,就要看他在Jean Georges吃饭需不需要订位。”

Jean Georges,在上海的外滩三号也有一家分店。正对浦东一线江景,视野辽阔,没有一丝遮挡。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这样的景色可不多见。

视频UP主“哇塞几张”(以下简称几张)来Jean Georges第二次了,这次他和摄影师共消费了3650元。

作为知名的探店达人,他的探店视频几乎是清一色的上海高级餐厅,一餐超千元的花费比比皆是。

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和大家一起看看上海的富人们在吃什么”。对上流生活的窥探主题,也为他带来了全网超百万粉丝的关注。有些观众感叹,考虑到中国人的人均收入,上海的高级餐厅比纽约、东京等城市的还要贵。

瑞士宝盛私人银行在近日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和高端生活报告》佐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上海首度成为全球高端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生活成本高居全国榜首虽无争议,但超越众多发达国家一线城市的结果依然让不少人感到诧异。

事实究竟如何,南风窗记者采访了一众接近上海高端生活圈的人士,试图从多个维度作出解读。

临江豪宅

“这套房是离黄浦江和苏州河最近的私人别墅,面积640平方,5房4厅5卫,总价只要1.98亿。”

银灰小辫、黑框眼镜,身材魁梧却又语气随和的“小艾大叔”(以下简称艾叔),在视频中向观众介绍一座上海的房子。

互动的弹幕中,多数复述着“只要”二字,观众们无法忽视其与“1.98亿”相连的违和感,而这种“视所有观众都能买得起”的语气,是他的视频特色之一。

黄浦江畔1.9亿!陆家嘴外滩无敌江景唾手可得的豪宅长什么样

从去年创建账号以来,艾叔至今上传了41支与豪宅相关的视频。观看次数最多的十支视频中,一半位于上海。从陆家嘴,到苏州河,再到徐汇滨江,依江而建似乎是顶级豪宅的通行法则。

豪宅是一种稀缺资源,普通人难以体验。

艾叔的视频则提供了一种机会让普通人得以窥见。比起电视剧里的对于富人的服道化设计,他视频中所展现的富裕层的生活环境更加真实可信。富人们不再是网上段子调侃中的那般“枯燥乏味”,想象空间基于看得见的豪宅得以落地。

单论城市房价,上海并非全国最高。根据中国房协所发布的“全国城市房价排行(2021年3月)”,上海以6.76万元/平方米的价格次于深圳,高于北京,位于全国第二位。

2021年03月全国城市房价排行(住宅)(图源:中国房价行情网截图)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房价在去年经历了一轮房价暴增,同比增长了23.56%,使其超过北京约2000元。房价上涨的同时,租金水涨船高。

据瑞士宝盛私人银行亚太区主管Mark Matthews表示,去年上海物价上升6%,而全球平均只上升1%,这与去年那轮房价蹿升关系紧密。

平均房价虽未夺魁,但在豪宅的存在感上,上海的声音却一直很大。地处浦东核心地段,与陆家嘴三大地标仅咫尺之遥的汤臣一品为其中代表。

自2005年开盘之时,标价11万元/平方米的汤臣一品就已被称为“中国第一豪宅”。要知道,彼时上海大多数房价在1万元/平方米左右。普通人印象中的汤臣一品,如同高岭之花,可望而不可即。

历经十六年,汤臣一品的成交价上涨至27.6万元/平方米。从涨幅来看,2.5倍的幅度在中国如火如荼的21世纪初,看上去并不稀奇,甚至还有些乏力。这与其极高的单价造成的低流通性脱不开关系,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第一豪宅”的地位。

与陆家嘴三大地标仅咫尺之遥的汤臣一品

大泥(化名)一年前曾住在汤臣一品。她告诉记者,大四时实习公司位于陆家嘴,父母帮其支付房租,她在汤臣一品住了半年时间。“小区一共四栋楼,都是40层朝上。住户大多是外企高管借住的,偶尔也会见到名人。”

大泥表示自己住的是200多平的中层的二居室,房租约2万元每月。商圈密集,北门一出就是花旗大厦,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唯一感觉不便的就是外卖,因为管理严格,外卖需要下楼自取。”

问及生活成本,大泥提到一件有趣的事。因为她的父亲是香港人,幼时她长居香港,家中雇有三位菲律宾籍佣人。大学来到上海后,她也请了一位阿姨来照顾饮食起居。她发现在这方面,上海的成本要比香港高不少。

“在香港,7000港币左右便可担负一位专业菲佣的一个月的开销。但是在上海,每月我需要花费1.2万元人民币以上才能找到相近水平的阿姨。薪酬是两倍,但工作时长与专业程度却比不上菲佣。”

大泥认为,上海的人力成本并不高,但涉及高端服务层面,却尚未形成像香港那样的价格体系,经常呈现“廉价的十分廉价,高价的特别高价”的现象。

缺失的“中间价”

松本建一是日本某商社外派到上海的高管,他有着与大泥相近的观察。

两年前他接到异动调令,妻子和孩子随着他一起来到上海。妻子赋闲在家做家庭主妇,5岁的女儿就读就近的国际学校。由于松本年收超过2200万日元(约人民币 132万元),在日本已算高阶收入。加上外派补贴丰厚,一家人的生活并无拘束。

对比东京和上海的生活成本,松本表示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中间选项很少。

上海

他举了个午餐的例子。在东京,即便是城市中心,也有很多餐厅提供1000日元(约人民币60元)的午间套餐,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适中的价位。但在上海,这样价位的餐厅则少之又少。“要不是十分廉价的面条和炒饭,在此之上就是人均百元以上的餐厅,一个人吃的话通常会点到150元。”

现在长期住在中国,松本也找到了一些物美价廉的餐厅。但对于因公出差的短期商务人士,很难特意到郊外价位适中的餐厅就餐。

在松本看来,国际化的上海,在高级餐厅的数量上并不输于东京。法餐、日料、粤菜这些相对来说单价较高的菜系都有很好的餐厅,但是价格上却没有那么亲民。

他表示,在日本的高级餐厅中,如果不额外开酒水,一般单人3万日元(约人民币1800元)以内是能够吃得很满足的,这个价格适用于大部分的米其林餐厅。身揣3万日元,普通人可以不预先做价格调查直接去吃。

“但在上海,如果我不做调查随便选高级餐厅的话,很有可能我会付不起账单。”

“大众点评”上外滩三号餐厅的价格范围相当之大

上海高级餐厅的价格差异之大,从群英荟萃的外滩就可见一斑。仅拿外滩三号那一栋的餐厅来说,在大众点评上人均消费的范围就从379元/人的POP露天餐厅到 3230元/人的望江阁。

几张今年做美食节目已经三年,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认为上海由于其国际化的环境,使得餐饮领域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探店的高级餐厅中,既不乏诸如Jean Georges这种国际知名主厨掌勺的餐厅,也有像“Obscura by 唐香”这种具有实验性质的先锋餐厅。

一些人觉得高级餐厅之所以这么贵,就是因为用了高级食材。几张认为这种观点只对了一部分,如何烹饪好高级食材,这方面所需要的经验技术,以及创新的勇气,才是高级餐厅的核心竞争力。

UP主“哇塞几张”

“满足口舌之欲后,高级餐厅的下一个段位就是在环境、氛围以及服务上了。高级餐厅之所以爱扎堆外滩,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历史风貌和顶级江景。”

设置服务费可看作是餐厅自身定位为高级餐厅的一个标志。几张观察到,比起国内其他城市,上海收取服务费的餐厅较多,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上海富裕圈层的旺盛消费力。

上流的性价比

在全球餐饮业受到重创的2020年,高昂的租金一度成为压死餐厅的不可承受之重。而在此其中,上海核心地段仍能够维持相当数量的高级餐厅,这与国内疫情的率先控制有很大关系。

但需要看到,此次上海能够超越香港,成为全球高端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疫情在其中产生的影响。

《2021年全球财富和高端生活报告》中,报告的焦点之一是新冠疫情对高端消费的影响。

虽然上海是“最昂贵”城市,但报告中显示的宜居指数(55%)、幸福指数(55%)、安全指数(47%)都不太高(图源:《2021年全球财富和高端生活报告》)

以美元计价,价格跌幅最大的奢侈品项目分别是女装鞋,价格下跌11.7%,酒店套房价格下跌9.3%,高端葡萄酒价格下跌5.6%。价格升幅最大的是商务舱机票,上升11.4%,威士忌价格上升9.9%,名表价格上升6.6%。

可以看到,统计中除了住宿和餐饮,商务舱与奢侈品消费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上海这两项数据的提升,与疫情的关系十分明显。

一方面,疫情暴发时,华人抢购机票回国;疫情控制后,国人又率先恢复国内旅游。另一方面,疫情导致海外旅行几近萎靡,原本习惯在海外采买奢侈品的购买力回流至国内。

投行杰富瑞在《202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奢侈品市场萎缩了23%,但受出境旅游减少影响,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增长创新高,预计实现约48%的增长。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布鲁诺(Bruno Lannes)表示:“疫情期间在中国,有四大引擎支撑了奢侈品消费市场在4月之后回暖,分别是:消费回流、新世代消费者崛起、数字化发展以及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兴业证券的分析师王家远指出,宝盛私人银行这份报告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汇率。由于各城市统一为美元计价,汇率如果较大变化,则最终结果也会产生出入。

而去年受美联储等全球主要央行流动性宽松影响,国际市场风险情绪较上半年明显改善,全球股市自低位反弹,美元指数大幅下跌。

自二季度起,中国经济率先摆脱疫情影响,中美利差保持高位,基本面因素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令人民币对美元及一篮子货币汇率均走出较为明显的升值行情。

2020年12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比升值了6%左右,这助推了上海在全球的生活成本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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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几位受访者给出的“上海高端服务成本相较于其他城市要高”的观察,王家远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巨大的人口规模与一线城市超高的人口密度,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系统主要是为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群体来配置的。

这样的社会系统下,离“基础配置”相差越远,富裕层要付出的“特供溢价”就越高。如果地少人稀的发达国家,生活成本与生活质量趋于线性增长;而在中国,两者之比则更趋于指数型增长。

种种因素叠加后,最终产生了在上海过高端生活的“性价比”较香港、东京以及纽约更低的体感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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